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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青梅煮酒 → 董卓进京述论 (第1/3页)

董卓进京述论

    作者：陈勇

    东汉末年董卓进京，剥夺了何太后作为帝国最高决策者的地位，并将代少帝继统的献帝，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，汉魏之际皇权嬗替的进程，由此而发轫。

    黄山《后汉书集解校补》在比较了董卓、曹操时期宰相制度异同后指出：“（曹操）使大权归于一己，固自以为优于卓，实则甘心为卓所为而已。”黄山拘泥于名教，对于一切动摇汉室基业之举，统统加以否定，其立场并不足取，但他揭示了董卓、曹操政治上的继承关系，见识又有过人之处。

    本文试图澄清董卓进京的基本史实，进而重新认识汉魏之际历史剧变的背景。

    一、废少立献与迫何太后归政

    （一）有关废少立献的两处疑点

    中平六年（公元189年）董卓废少立献，一时震惊朝野。董卓此举用心何在？由于旧史所述疑点颇多，而显得扑朔迷离。

    《后汉书董卓传》：“中常侍段圭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夜走小平津。卓……闻少帝在北芒，因往奉迎。帝见卓将兵卒至，恐怖涕泣。卓与言，不能辞对；与陈留王语，遂及祸乱之事。卓以王为贤，且为董太后所养，卓自以与太后同族，有废立意。”以上范晔记叙董卓废少立献之缘起，十分可疑，有待于深入辨析。

    其一，董卓废少立献的前提，据范书本传说是选贤。其时少帝年十七，陈留王仅九岁，相形之下，后者更加缺乏执政的能力和经验。重要的是在群臣看来：少帝“富于春秋，行无失德；”〔1〕“未有不善宣闻天下。”〔2〕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献帝起居注》所载废少之策，谓“帝天资轻佻，威仪不恪，在丧慢惰，衰如故焉；凶德既彰，****发闻”云云，与士大夫所言差异甚大，可信都是董卓强加的不实之辞。

    再者，少帝一行人连夜出逃，突然与凉州羌胡兵相遇，其张皇失措本来是正常的反应；陈留王即使确如史籍所述能够从容应答，也是由于年纪幼小，身陷险境而懵然无知。董卓仅仅凭藉其与少帝、陈留王的一次对话，就判定二人的贤愚，是令人费解的。另据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英雄记》：董卓将步骑迎少帝于北芒坂下，“〔卓〕前见帝曰：‘陛下令常侍、小黄门作乱乃尔，以取祸败，为负不小邪？’”我认为，这段记载可能更接近于事实。

    少帝（确切地说是临朝的何太后）信用宦官，败坏朝纲，已为朝野所共见。由上引董卓在北芒初见少帝时的寥寥数语即可推知：他是抱着一种对少帝、太后批判的态度进京的。也就是说，其废黜少帝的动议，与少帝在万分恐惧之中能否流利“辞对”，实际上并无多少关系。

    其二，董卓欲行废立的另一个因素，似乎是考虑到他与少帝、陈留王关系的亲疏。征诸史实，陈留王刘协确曾“为董太后所养”。但是，董太后籍贯在河间，其父即河间孝王刘开之孙、解渎亭侯刘苌；董卓则是陇西人，其父君雅官至颍川纶氏尉。可以说，董卓与董太后两个家族，在地域、官阀、婚配诸方面相去甚远。“卓自以与太后同族”，而选择陈留王继统，显得极为牵强。

    那么，董卓废少立献的真正起因，究竟又是什么呢？

    （二）废少立献是迫何太后归政的前奏

    董卓废少立献的同时，还有另外一项大的举措，即迫使临朝的何太后归政。这两件事有着内在的联系，事实上，废少立献是为何太后归政所做的准备。

    中平六年四月，灵帝死，少帝继位，何太后临朝。同年八月，太后兄何进谋诛宦官，反为宦官所杀。《后汉书何进传》：吴匡、袁术烧南宫，诸宦官“因将太后，天子……从复道走北宫”，以避兵锋。卢植于阁道窗下仰数宦官段圭，“段圭等惧，乃释太后，太后投阁得免。”董卓进京后意在独揽朝政，而何太后倖免于难，势必继续临朝，这自然又会约束董卓的权力，是董卓所不能容忍的。

    董卓的目标在于逼迫何太后放弃临朝，但仅仅做到这一步，并不能完全排除其隐患。因为接替何太后权力的少帝，正是何太后所生，其得以登极，亦赖何氏之助。何太后归政之后，仍然可以通过少帝，对朝政发生影响，使董卓难于真正操纵皇权。更严重的是，董卓如果杀死何太后，又将同少帝结下深仇。董卓对少帝这个潜在的敌人，不得不有所防范。废黜少帝之事，大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。

    董卓需要寻觅一位刘姓宗亲，取代少帝的位置。当时，少帝异母弟、陈留王刘协是最合适的人选。除了与灵帝血缘亲近的条件外，陈留王生母王美人当年正是何后鸩杀的。陈留王后来为灵帝母董太后收养，而董、何两位太后关系紧张，人们甚至怀疑董太后之死，是何太后及何进所害。陈留王终将与何太后产生隔阂。是不言而喻的。换言之，董卓严酷处置何太后，无须担心引起陈留王的敌对情绪。

    值得一提的是，董卓废少立献乃至逼何太后还政，又是以何太后的名义进行的〔3〕。按照东汉后期形成的制度， 从皇帝去世到幼帝亲政前的一段时期，临朝的皇太后在政治上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，掌握包括选择皇位继承人等重大国事的最终决策权。何太后临朝听政业已昭示天下，董卓藉太后之策行废立之事，就获得了合法的名义。其后袁绍谋立刘虞为帝，遭到曹操的坚决反对，表明董卓的政敌们并未抓住任何抨击乃至颠覆献帝法统的口实。董卓假手何太后废少立献，在策略上是成功的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董卓逼何太后还政，也是由太后本人向国民表态。前引《献帝起居注》所录策文又曰：“皇太后教无母仪，统政荒乱，”为何氏罪己之诏。而何太后丧失了权柄，就只能坐以待毙。《后汉书献帝纪》中平六年九月，“甲戌，即皇帝位。……迁皇太后于永安宫〔4〕。 丙子，董卓杀皇太后何氏。”值得注意的是，董卓迫不及待地除掉何太后，却迟迟未对少帝下手。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：董卓进京之后，是把临朝的何太后而不是少帝，视为政治上主要的或最危险的对手，因而也是把何太后作为首先消灭的目标。

    （三）废少立献与何太后归政的政治意义

    东汉末叶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，已经孕育了革新皇权的形势。《后汉书党锢传》序论曰：“逮桓、灵之间，主荒政缪，国命委于阉寺，士子羞与为伍，故匹夫抗愤，处士横议，遂乃激扬名声，互相题拂，品覈公卿，裁量执政，婞直之风，于斯行矣。”以往史家多引此言，概括“清议”运动发动的背景。******先生又谓东汉士大夫在与外戚宦官的冲突过程中，逐渐形成、发展起“群体之自觉”〔5〕。 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上述现象的根源，就不难发现：外戚、宦官得以在政治上肆虐，又是同皇权的支持分不开的。因此，尽管党人名士在如何对待当朝皇帝或皇太后的问题上，态度大相径庭，可是当他们自觉地与外戚、宦官划清界限时，实际上又表现出对皇权的独立性。我认为此种独立性，应该就是所谓“东汉士大夫之新自觉”的基本内涵，这也许可以算是对余说的一点补充。

    《党锢传》谓牢修“诬告〔李〕膺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，更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”，于是酿成党锢之狱。需要注意的是“诽讪朝廷”一句。朝廷在此应指皇帝，《后汉书王允传》“朝廷”一语下李贤注云：“朝廷谓天子也。”与此同义。范晔既言“诬告”，李膺等人之“诽讪朝廷”，大概是无中生有的罪名。但我们不能设想，党人名士面对“主荒政缪，国命委于阉寺”的现状，一方面激烈批判宦官，另一方面却又丝毫不触及在位的皇帝和临朝的太后。

    《后汉书逸民传》记录一则“汉阴老父”指责灵帝的故事。******先生推断，这是汉末社会上流行的看法，表明当时名教的君臣一伦已发生动摇〔6〕。余氏的主旨在于探讨魏晋君主观的源流，与本文无关。然而，这毕竟有助于我们认识汉末士大夫与皇权关系的变化，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观念的迁移。

    前引《英雄记》谓董卓面斥少帝：“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，以取祸败，为负不小。”《献帝起居注》载废少立献之策，复谓何太后“统政荒乱”，其实是反映了董卓的意见。《后汉书袁绍传》载董卓述其废立之意曰：“天下之主，宜得贤明，每念灵帝，令人愤毒！”进而又严厉批评了已故的灵帝。

    《续汉书祭祀志》曰：“初平中，相国董卓、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，功德无殊，而有过差，不应为宗。”刘昭引《袁山松书》录此议颇详，谓章帝以后，“政事多衅，权移臣下，嗣帝殷勤，各欲褒崇至亲而已”，“故孝和以下，穆宗、〔恭宗、敬宗〕、威宗（按即和、安、顺、桓四帝）之号，皆〔宜〕省去”。董卓否定穆宗以下诸帝，甚至废去其庙号，与党人名士之“诽讪朝廷”，正是一脉相承的。从这层意义上说，汉末清议运动又为董卓政权的崛起，做了舆论方面的准备。

    早在中平元年（公元184年）， 汉阳人阎忠就曾劝说手握强兵的皇甫嵩：“征冀方之士，动七州之众，”直捣洛阳，清除宦官，继而代汉称帝〔7〕。中平五年（公元188年），陈蕃之子陈逸等又说动冀州刺史王芬，趁灵帝“北巡河间旧宅”之机，以武力将其废黜〔8〕。 唐长孺先生指出：这两次密谋是个重要的朕兆，即少部分名士为挽救东汉的政治危机，已不惜行“非常之谋”，即使“冒易代废帝那种越出儒家道德规范的大风险”，也要一试〔9〕。 这是汉末士大夫群体在政治上的新动向。

    不过，汉末的君主们虽已腐朽不堪，但要变革皇权却并非易事，至少并非党人名士力所能及。清议运动以失败而告终，阎忠、王芬的计划亦未获成功。

    皇甫嵩否定了阎忠之议，理由是“人未忘主，天不佑逆。若虚造不冀之功，以速朝夕之祸，孰与委忠本朝，守其臣节。虽云多谗，不过放废，犹有令名，死且不朽。反常之论，所不敢闻”〔10〕。曹操则拒绝参与王芬之谋，认为“废立之事，天下之至不祥也”。“造作非常，yu望必克，不亦危乎”〔11〕！上引《后汉书董卓传》：何进、袁绍“谋诛宦官”，私呼董卓诸将入朝，“以胁太后”，其目的也绝不是要攫取少帝、何太后的权力。

    直到董卓进京，取代汉帝、太后执掌朝政，才真正摧毁了没落的旧皇权，为改朝换代准备了条件。我认为，这是董卓废少立献及迫何太后归政最重要的一项意义。

    外戚、宦官交替专权，为东汉中后期主要的政治弊病，这一点无须赘言。本文要说明的是：外戚、宦官势力在东汉社会中的生成、扩张，又与当时通行的皇太后临朝之制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    我们看到，自和帝朝起相继擅政的外戚，其身后各有同姓的太后作为凭藉。尽管何进兄弟在董卓进京前均已被杀，但是只要何太后继续临朝，就依然存在着外戚干政的危险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东汉时宦官介入国事，往往也是出于皇太后临朝的需要。《后汉书宦者传》有一段论者习用的文字：“邓后以女主临朝，而万机殷远，朝臣国议，无由参断帷幄，称制下令，不出房闱之间，不得不委用刑人，寄之国命。手握王爵，口含天宪，非复掖庭永巷之职，闺牖房闼之任也。”可见皇太后与宦官之间，已结成相互依存的政治关系；即使宦官把持政治，会带来明显的消极作用，临朝的女主也不得不“委用刑人，寄之国命”。何进被杀一事进而说明，甚至在外戚与宦官形成对抗时，充当仲裁者的皇太后，也不会轻易抛弃宦官。

    《何进传》称：袁绍等人在何进死后，“勒兵捕宦者，无少长皆杀之”，“死者二千余人”。使宦官集团遭到一次灭顶之灾。然而，何太后重新亲政，终归还要选用刑人。宦官势力又可能死灰复燃，再度染指政治权力。

    董卓迫使何太后归政，东汉政局发生了显着的变化：外戚、宦官失去其赖以孳生、蕃衍的主要政治土壤。困扰社会多年的外戚、宦官专权之弊，终于得到了抑制。这是何太后归政的另一项重要意义。

    二、关东、关西对立与并、凉武人合流

    董卓及其凉州集团具有特殊的政治、地域、文化乃至民族背景，董卓政权的崛起及其短祚的命运，该政权内部各个阶层、各种势力的聚散分合，正是由此决定的。

    （一）关东与关西的对立

    关东与关西的对立，是董卓之乱的突出表象。而关东方面的代表人物，几乎均为党人名士，他们与董卓及凉州集团的矛盾，并不限于地域冲突的层面。董卓上台后大批进用党人名士，史家对此多有论列〔12〕。但党人名士却总是拒绝合作，有些甚至公开与董卓决裂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，值得探讨。首先我们可以断定：董卓对于当时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两个方面的严重破坏，是引起冲突的导火索。

    董卓废少立献以及逼何太后归政的意义，上文已作分析。董卓得以成就此事的特殊条件，在于他不仅迅速控制了洛阳的军队，而且敢于突破名教观念的束缚。

    众所周知，东汉党人名士尽管一再掀起反对宦官的政治浪潮，然而由于他们缺少兵权，所以当宦官势力大举进攻时，又只能束手就擒〔13〕。董卓虽然只带三千步骑进京，但他寻而兼并了何进兄弟及丁原部曲，“京都兵权唯在卓”矣〔14〕。《三国志袁绍传》注引《献帝春秋》，董卓倡议废立时称：“天下事岂不决我？我今为之，谁敢不从！”他军权在握，与党人名士在政治上的发言权，是大不相同的。

    其次，党人名士一般具有较高的儒学造诣，因此也不免受到名教的羁绊。上文曾提到，东汉党人名士的“群体自觉”，本质上带有独立于皇权的意义，但这绝不是说，党人名士已看清更新皇权的必要性，至少多数人还缺乏这种认识

    。

    甚至连皇甫嵩、曹操一类人物，也囿于名教而不敢造次。皇甫嵩出身凉州将家，又追随党人名士，渐入清议之中。他在军事上一度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从子郦就当面说：“本朝失政，天下倒悬，能安危定倾者，唯大人与董卓耳。”〔15〕可他拒绝了阎忠之谋，又束手就董卓之征〔16〕，一再丧失左右政局、改造皇权的机会。

    曹操极力交结名士，并讨得许劭一流的评语，但“浊流”的身世，使其难于跻身名士行列。尽管如此，他先是反对王芬推翻灵帝，后来又反对袁绍拥立刘虞。甚至到了代汉的前夕，他依然表示：“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。”司马光评论此事：“岂其志之不欲哉？犹畏名义而自抑也。”〔17〕就是着眼于名教的制约。

    我认为，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，关东党人名士以及那些效仿他们的人物，都难于迈出夺取东汉皇权的关键一步。

    《后汉书盖勋传》引宋枭语，谓“凉州寡于学术”，反映了汉末社会一般的看法。史籍记载董卓诸将在魏晋之际的活动，无一与儒学有关，可见此辈正是缺乏学术方面的素养。他们的文化面貌，与关东名士及同州的皇甫氏都是迥然而异的。

    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献帝起居注》，献帝谓李傕“弗知臧否”。董卓的部将们大多也是如此，他们不具备参与清议的条件，以至在思想上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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